同行误解，亲友决裂：钱穆的喧嚣与孤独 | 钱穆忌辰
Posted by drwang on Sat 31, Aug 2019
作者：马鸣 来源：‘凤凰网文化’微信公众号
今日是钱穆先生忌辰。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人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远，人文幸得绵延！”钱穆去世已二十九载，除了他煌煌千万言的著作，他的“选择”与“孤独”也为后来人，展示着一个传统读书人的生命追求。
钱穆：孤独地为故国招魂
文/马鸣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刻，享年96岁。消息传来，士林同悲，伴随各种纪念文字陆续刊出，一生研究中国历史的钱穆至此也成为了历史。
在当时，钱穆的去世成为了一个热度空前的文化事件，他一生撰写的一千七百万言的作品重新被人提起，对中国历史的温情态度再次被人讨论。二十九年来，从台湾到香港，从香港到大陆，钱穆的作品不断再版，持续畅销，无论学界还是坊间，都把数不清的荣誉与头衔加诸于钱穆的名字之前，相关研究论文汗牛充栋，与之有关的逸闻趣事亦层出不穷，钱穆俨然成为了在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已故学者之一。不过，热闹的背后，贯穿钱穆一生始终的两个词却时常被人遗忘，一是“选择”，二是“孤独”。
钱穆出生于1895年7月的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一年春天，时值满清王朝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黄海，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激战四个钟头后，北洋水师伤亡惨重，旋即遭遇“全军覆没”的惨败，李鸿章背负沦为“民族罪人”之风险，奉命远赴东洋，与日本内阁签下被后世定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北洋水师的覆灭，昭示着为清王朝，也为中国谋求出路而惨淡经营长达三十年的洋务派，至此彻底失败，发展洋务根本救不了中国。于是，自此以后，中国该往何处去？如何才能救中国？便成为古老民族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回顾中国近代史，中国人一直都在为“家国命运”做选择，维新、革命、共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的近代史几乎每隔二十年不到就要“大换血”一次。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诞生的钱穆，终其一生，也正如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不断做着属于自己的“选择题”。
中国近代历史姑且可以看作一段“革故鼎新”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大背景下，以传统文化为构建根基的满清王朝骑马弯弓面对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频频展示羸弱之态，国土主权不断沦丧却毫无招架之力，传统文明的价值也就一并被看衰了。尤其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熏习新风的俊杰们眼中，“传统”这个词一度成为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凡一切有关“传统”的东西都被鄙弃，热情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更将“反传统”的潮流推到了极致。在学问上，唯恐不“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学习西学”作为奋斗目标，同时，“西学”归来的“洋”学者，也将“传统”作为一个靶子轮番攻击、毫不留情。而青年钱穆在一片“崇尚西学“的氛围里，毅然决然地学习中国历史，主张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中，无异于逆流而上。别人要朝前看，钱穆偏要回头望。
钱穆的学历仅为高中，在登临燕京、北大讲堂以前有过十多年的乡教生涯。在执教乡村小学的日子里，他发奋自学，刻苦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却自学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继承太湖周边自清朝便流传广布的钱嘉学派的治学路径，考据、训诂功夫一流。然而，他又不拘泥于传统“小学功夫”。借助无锡与“引领风气之先”的上海的地利之便，钱穆呼吸新风，视野开阔，对历史形成极富洞见的大局观，这使得他避免流入“学究”行列，也迥异于埋头故纸堆的“道学先生“。研究中国古史，若缺乏学者引路，仅仅师法古人，容易跌入“泥古不化”的“顽固派”行列，但是钱穆却没有，这是为何？我想与他的选择初衷也有关联。
其实，无论“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学人，还是投身乡村教育，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钱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所学为中国前途找出路、寻方法，和时代脉搏同呼吸、共命运。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救国”方式，钱穆主张通过研究古史了解国家文化，搞清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主张取舍、甚至放弃传统，全面效法西方。如果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一个病入膏肓之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钱穆均为医生，前者自认为和病人朝夕相处，对病情熟烂于心，便只顾下猛药，后者则认为在下药前需仔细把脉，对其做一番检查，了解病症所在后对症开方。
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常常被一起论述，有时甚至直呼“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何要人为地将两个不同历史事件，习惯性地拉近关系？除了它们的时间点相近且有部分重合外，还与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主流语调”存在某种关联。“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旗帜，彻底排斥传统；“五四运动”被“精神化”后，浓缩为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追求进步，要求民主科学，而要民主科学，就要反对传统；反对传统，就是追求进步，在这样的逻辑推导下，“五四运动”自然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看来，传统具有毫无争议的落后和错误，中国人深受其害已达千年之久，值此“亡国灭种”关头，无需再度回望，只需全面推翻，总之，若要进步，就需一切向前看。
钱穆的选择与当时的“进步”主流可谓南辕北辙，在深受“进化论”影响、人人皆以“进步则正确”的时代，钱穆没有随波逐流，扛住一切压力做出了也许不是最正确，但一定最温和的抉择。“进步”就代表正确吗？至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未必如此。近代接连遭受屈辱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生发出异常迫切的救国图存心理，故而当时整个社会表现地极为激进振奋。当此之时，青年钱穆却能冷静分析，这或许是他最早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的处世智慧。因为历史过往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告诉后来者，在群情激昂中保持冷静、在喧哗躁动中独立思考，是如何重要。
沿时代潮流逆行而上，与时代大多数人做不同选择，虽然保持了一份可贵的冷静，但也必须承受另一种巨大的孤独。钱穆一生所承受的“孤独”，他未曾对人述说，也未曾执笔牢骚，但从其一生履历和所留文字之中亦可以详察一二。窃以为钱穆的孤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遭受误解”，二是“亲人疏离”。
由于和当时主流学界的主张格格不入，钱穆又“择善固执”，即使他从乡村教师跻身北大，从一介布衣到闻名学界，也始终没有摆脱被误解的困局。如果说，胡适与钱穆围绕“老子、孔子谁先谁后”的问题互生嫌隙，完全出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尚无“误解“一说，那么，后来傅斯年和闻一多对钱穆的态度，就足以看出同代学人对钱穆的误解之深之重。
1938年《国史大纲》出版，名噪一时。《大纲》付梓前，钱穆首先在昆明一家报纸刊载了长达万字的《引论》，一时洛阳纸贵，时人争相传抄。在这篇《引论》中，钱穆逐一臧否当时享誉学界的“疑古派”和“考据派”。有好事者向“疑古派”领军人物傅斯年推荐阿《国史大纲》，傅先生一脸鄙弃地说：“我向来不读钱某人一字”，并讥讽道，钱穆对西方的了解仅得益于街头小报。傅斯年时为学界领袖，其主张立场颇能代表与之同时的大多数学人，由此可窥，当时误解钱穆者绝不止傅斯年一人，或许当时整个学界对钱穆传统的治学方法、保守的学问主张都心存鄙弃也不无可能。此后，钱穆直到75岁时才得以在中研院院士中拥有一席之地，也足以说明主流学界对钱穆的误解持续时间之长。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抗战需要，也因为某种政治宣传，部分联大学生纷纷请愿奔赴战场，“誓与日寇死战”。学生想邀请钱穆代表他们向政府请愿，钱穆拒绝了学生的提议，诚恳规劝学生回到教室，用功读书，他坚持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钱穆再一次保持了自己冷静对待时局的态度，但一如他选择温情地“研究古史”，被误解也在情理之中，很快，闻一多闻讯后公开与“故友”钱穆决裂，并痛责钱穆“冥顽不灵”。可以说，在当时，钱穆饱受着来自学界同人和故旧亲朋双方的误解与奚落。
1949年，伴随时代风云变幻，钱穆又遭遇了一次人生重大选择。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中指名批评“钱穆、胡适、傅斯年”三人，称他们为“顽固不化，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走狗”。钱穆晚年忆及此事，坦言当时乍闻此论十分不解，很罕见地发牢骚：“怎么会把这帽子扣到我头上？”毛泽东认为钱穆一心“留恋”传统，必然也倾心要被革命的对象———地主阶级，钱穆再次遭遇了误解。不过，让毛泽东“失望”的是，钱穆并没有“为反动派利用”并退守海峡。1949年的钱穆站在时代的洪峰浪头，踟蹰不前，他回看身后的大陆，远眺海峡那边的台湾，思虑再三，最终决定南下香港。他要效法明末朱舜水，在南国一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之一脉。
钱穆的生平主张和学术追求，均以“研究传播中国文化”为始终，他青年时代选择逆时代潮流，中年选择远离政治，取舍定夺皆以生平主张为是。但1949年的这次选择，付出的却是与亲人四十年分离、被骨肉长久误解的代价。身处南国的钱穆独自在举步维艰中草创新亚书院，急风骤雨之间，留身大陆的儿子因“钱穆之子”的身份愤恨不已，毅然改名换姓。那时躺在新亚书院水泥地板上和衣而睡的钱穆，一方面要承担来自大陆和台湾学人的持续批判误解，另一方面也要忍受与亲人长久分离的孤苦。二十年后，钱穆终于和阔别许久的女儿在素书楼相见。当年在常州分别，女儿尚为稚子，再次于台北相见，却已人近中年。暮年钱穆激动得竟夜不能寐，女儿给他擦背，他黯然感慨：“我女儿终于给我擦背了！”八十岁的钱穆终于享受到了人所共有，对他而言却不易获得的子女天伦。
即便时局困顿如此，1949年后的钱穆不仅在学问上更加精进，且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可以说，熟读《论语》的他真正做到了孔子赞扬的“未曾降志辱身”。
晚年钱穆经常告诫学生们，身处时代之中，一定要“入乎其内，超乎其外”。钱穆用一生沉浮经历给这句话做了注解，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看得更为温情，未曾随波逐流，可谓“超乎其外”，但他又没有对这个时代失望，而是以自己所学，为时代寻求治愈良方，又可谓“入乎其内”。他一生随时代沉浮做选择，但一生“强立而不倚”，可以说，从未在时代浪潮中迷失过自己。
“人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远，人文幸得绵延！”钱穆去世已二十九载，除了他煌煌千万言的著作，他的“选择”与“孤独”也为后来人，展示着一个传统读书人的生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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