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drwang on Sat 31, Aug 2019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他认为,万物皆在运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不动的原动者”,那就是存在于物质形式之外的理念,这一思辨后来被命名为“第一推动力”。
牛顿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上帝;而霍金认为,“第一推动力”根本不存在;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是科学,正如那句无人不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人观念中的“科学”,来源于日本学者的翻译,因此有诸多误解,最常见的三大误解就是:“科”“技”不分,将“科学”与“宗教”对立,将“科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治理。
一. “科”“技”不分:科学是思维方式,技术是应用发明
吴国盛老师在《什么是科学》中写道,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别非常大,西方思考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实用性,而中国人思考的出发点则截然相反。 中国人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几乎都在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等等。西方的《几何原本》,则全部都是数学概念的推导与延伸,没有丝毫实际用处; 西方数学史上的一些经典问题,比如四色问题——画任何一个复杂的地图,用四种颜色能把国家区分开即可。但是,在发现这个现象后,西方人偏偏要追问,这是为什么? 比如,哥德堡七桥问题——哥德堡这个城市有好多河流,这个城市里面有七座桥,如何才能不走任何一次冤枉路,一次性通过七座桥?...... 西方人在智力游戏上的执著,让中国人非常费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别,让我们在理解“科学”这一西方舶来品时,总是“科技不分”——但凡提及“科学”,就很容易和“科技”混为一谈,而在谈“科学”时,又往往指向“技术”。 清晰、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前提。混乱的概念表述,阻碍了我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含义—— “科学”指的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乍一看,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性。 “技术”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应用。比如,中国四大发明,今天的5G技术,AI技术等。 西方倾向于先抽象出一个思维模型,再用实践去检验可靠性,最后以此为指导,发展应用技术。 中国仅仅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直接根据经验发展实际可用的技术。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大分流?其中一种解释,角度非常独特:
• 拼音文字体系催生了哲科思维
作为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希腊,当地土地贫瘠,地貌多山石,当地农业产量完全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这迫使他们必须把商品做得极精巧,前往埃及、两河流域经商换回粮食。 地中海是欧亚非之间的内湖,风平浪静,希腊人只要用一叶扁舟就能横跨地中海,进行充分交流,商贸活动才得以全面展开。 环地中海地区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拼音文字的诞生——在充分交流的环境中,各个民族不得不丢弃各自的象形文字,用音标把语音标注下来。商贸枢纽腓尼基,最早形成了完备的拼音文字体系。 拼音文字一旦发生,拼音的符号就会把原有具象的概念丢失。比如“太阳”一词,在象形文字中就是一副具象的画,所有人就能识别,而在拼音文字中只是一个符号“sun”,这个抽象的符号必须被赋予一个命题,比如“sun”是太阳,“sun”是太阳神的居所,才能被人理解。 在拼音文字体系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通过一个逻辑语法结构才能被赋予意义。一个复杂的抽象体系由此建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必须在逻辑架构上运行。它奠定了西方人分分秒秒训练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并由此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庞杂的哲学思辨体系和科学理论体系。
• 象形文字体系衍生出了具象思维
起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则完全相反。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北方是西伯利来苦寒地带,西北方是天山山脉,西南方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向东向南是汪洋的大海,地理上与其它文明的隔绝,造成了封闭的、缺乏交流的文明状态。 而且,作为人类三大原始农耕基地之一(另两块是尼罗河、两河流域,东亚唯一的农耕基地),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不同,不需要也没有条件发展对外贸易。 于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体系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中国人则用这些字符完整地缔造了中华文明。 象形文字在感官上的具象类比,基本上排斥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中国早期的文字语言体系,没有精密的语法逻辑结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在具象思维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长于具体的技术应用,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维。
• 科学与宗教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在很多人眼里,宗教往往同迷信划上了等号,但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拥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神学思想之高深,堪称是人类文明中最精致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往往反对的就是迷信,诸如巫术,作法,算命等等。要真正理解世界三大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参阅《人的宗教》一书。 在人们的观念中,常常把宗教和迷信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与科学对立的,是迷信,而非宗教。
宗教迫害科学的谬误,最常被提及的,是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事实上,布鲁诺是宗教系统里的异端,他宣称耶稣和摩西都是大巫师,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从古埃及偷来的,只有古埃及的“太阳神”才是真正的主。可见,当时复杂的宗教冲突,才是布鲁诺遭受火刑的根本原因。
诚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理性化,不断把原始巫术的成分不断剔除,宗教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 科学与宗教互相滋养 在很多人眼中,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 但实际上,过去300年最有影响力的300名科学家中,只有20多人不信仰上帝。他们普遍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宇宙万物。崇拜上帝有两大途径——阅读《圣经》和探索上帝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的规律。 西方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发现上帝所遗留下的规律,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牛顿的“三大定律”、还是诸如水在正常气压下,100度就烧开,0度就结冰等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所谱写的华丽篇章,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 例如,电学之父法拉第就是教堂的神职人员;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在人类第一则电报上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电报的奇迹是上帝创造的;牛顿在发现了“三大定律”后说,没有上帝,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位学生的回答虽然很“科学”——先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的话再推广到人类。然而,却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这一问题,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认为,科学方法论只能作为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参考维度,但是如果将科学方法论——“精确控制,完美管理,建立模型,准确预测”用于指导、规划社会运行,就变成了滥用理性的“唯科学主义”。
18世纪开始,科学的革命让世界发生了巨变:
牛顿力学的诞生掀起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将大英帝国推到了巅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再次引发了一场科学崇拜的狂潮;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让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思想界也由此掀起一场场学科革命的浪潮:
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界的孔德与圣西门开始使用统计物理(又称统计力学)、数学工具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摒弃“古典经济学”纯思辨式的经济研究模式,开始把数学模型纳入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宗师萨缪尔森将数学模型与经济学思想融为一体,奠定了今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尽管科学方法论与工具在各个学科大放异彩,带来了空前的创新与革命,但是,人们却高估了理性,低估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结果是理性被滥用之殇——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让人们对自由市场丧失了信心。“唯科学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不期而遇,在“构建一个人间天堂”的口号中,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铺就了一条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科学的研究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科学的前提。
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是不可观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恰恰忽略了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因此是对“科学的反革命”。这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深信理性逻辑的威力,但也不敢低估它的局限性,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一切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绝不可能是数学或者物理学所代表的那种“永恒真理”,它必然更像生物学逻辑。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不是靠严谨的数学公式体现其深邃的价值,而是依赖大量物种进化的细节展示其统一逻辑的强大威力。而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不参考经济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
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巨大价值将会伴随文明的始终。”
如今,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远超20世纪,遗憾的是,人类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滥用,绝不逊色于20世纪——
区块链、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随时监控万物的走向,于是有人提出,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让人类进化速度提速。
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强大,不断有人提出,“AI”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科学”曾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百年之后,单看科学,中国已经可以研发并突破“5G”等重大技术。然而, 一次次由科学或技术引发的舆论交锋告诉我们:科学素养固然亟需提升,但更要警惕科学被滥用,因为前者最多导致落后,而后者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仅有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价值显然被长期低估。曾与诺奖得主科斯合著《变革中国》的经济学家王宁说:“我到美国买的第一部书就是《科学的反革命》,本书对理性滥用的批判,事关经济学走哪条路的核心问题。”但显然,《科学的反革命》关乎的,绝不只是经济学走那条路,而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那条路。
转自 微信公众号 ‘千字文化’ qzwh15